文/桂涛

编辑/胡艳芬

　　托马斯·萨弗里、汉弗莱·戴维、SixDegrees、Friendster……这些名字你听说过吗？他（它）们曾是时代的先行者，后来却几乎湮没在历史长河中。

　　人类的创新史似乎总在重复一个悖论：首创者往往成为纪念碑，但真正改变世界的，有时却是那些将首创改进、完善到极致，并进行大规模推广的后继者。

　　谁发明了蒸汽机？当托马斯·萨弗里在1698年建造的蒸汽泵在矿井中嘶鸣时，没人能预见这个效率低下的装置会成为工业革命的引擎。直到1765年，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修理纽科门蒸汽机时灵光乍现——分离式冷凝器的发明让热效率提升了4倍，从此蒸汽动力真正“活”了过来。

　　谁是汽车工业之父？卡尔·本茨在1885年便造出了第一辆汽车，但年产量不足百台。那时的汽车更像是精美的工艺品。20年后，亨利·福特用流水线将装配时间缩短至原来的八分之一，使T型车成本骤降，美国从此装上了车轮。

　　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：早在11世纪，毕昇用胶泥活字印书时，怎会想到400年后将金属活字、油墨改良和手摇印刷机等进行综合技术创新，从而极大提升印刷效能的古腾堡，会被尊为欧洲人心目中的“印刷之父”？开启人类飞行时代的是莱特兄弟，而全球航空运输的变革却由波音、道格拉斯等企业推动；汉弗莱·戴维点亮了电弧灯，而让千家万户迎来温暖灯光的，却是爱迪生的碳化竹丝灯泡与电力系统；SixDegrees.com和Friendster是现代社交网络的雏形，但重构社交体验，让数十亿人在虚拟世界中建立真实连接的却是Facebook……

　　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来看，创新的本质并非仅仅在于“从无到有”的突破，而在于持续创造真实的价值。创新的核心也许不仅是“道生一”，更是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

　　如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，创新从来不是单一事件，而是持续的动态过程。

　　从高铁到移动支付，从无人机到量子计算，回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，我们同样能清晰看到这条创新规律的生动演绎。在这个比拼持续创新能力的时代，“后发先至”的悖论已成为发展的方法论。

　　有人说中国人不擅长从0到1，却擅长从1到10。扎实做好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，但真正的创新从不止步于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。单纯的技术突破为创新提供了基础，但新技术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被社会广泛接受和产生深远影响。更被历史铭记的创新往往超越了技术本身的功效，通过系统集成与规模化应用，最终促使人们在对世界的理解、生活方式、价值观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。

　　瓦特、福特、爱迪生们的伟大，不在于他们最早触碰了未来，而在于他们让未来变得触手可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普及变现”和“从无到有”同样重要。

　　历史的钟摆总在“首创”与“超越”之间摆动。后发者的跃迁，并非摧毁旧世界的巨锤，而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舟楫。